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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消失到重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跃迁

2026-05-08 10:54:00 【关闭】 【打印】
  当一度销声匿迹的身影再次出现在山林与江河之间,当沉寂的生态系统重新焕发生机,这一切,也正在悄然改变着人们对“保护”的理解。从点状修复到系统治理,从科技驱动到制度保障,一场跨越理念与实践的跃迁,正在悄然发生。

  濒危物种的“归来时刻”

  清晨六点,山上仍被薄雾笼罩。护林员小张沿着熟悉的巡护路线前行,脚下是被露水浸湿的落叶。他在这片山林工作了十多年,对每一条沟谷、每一处兽径都了然于心。“以前一年都难见一次,”他压低声音,指着不远处红外相机的方向说,“现在几乎每个月都有记录。”几天前,他刚刚查看过那台相机—画面里,一只成年野生大熊猫正缓慢穿过林间空地,低头啃食箭竹,悠然而安定。

  这一变化,并非孤例。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内,牧民出身的生态管护员才让多杰也见证着同样的变化。“以前觉得雪豹是‘传说里的动物’,现在巡山时,粪便、抓痕都很常见。”他说,“这说明它们真的回来了。”


摄影师在西藏那曲用红外相机拍摄的雪豹

  相关监测数据显示,中国雪豹种群数量由2013年约2500只增长至约5000只,栖息地面积扩大至208万平方公里,目前已建成两个国家公园和78处重要栖息地,总面积超过83万平方公里,近40%的潜在栖息地得到有效保护。

  这些“归来时刻”的背后,是保护逻辑的转变。在过去,濒危物种保护更多依赖“紧急干预”—人工繁育、隔离保护、单点投入。这种方式虽然能在短期内阻止物种灭绝,却难以修复其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如今,越来越多“消失的身影”重回公众视野。近年来,中国加快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三江源、武夷山、东北虎豹等国家公园的相继设立,将关键生态功能区和典型自然景观纳入统一管理,实现了“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这些设立,不仅拓展了保护的空间格局,也为生态系统整体修复提供了支撑。

  与过去“碎片化保护”不同,这一体系强调生态空间的完整性与连通性。例如,通过生态廊道建设,打通物种迁徙路径,使原本孤立的种群得以交流繁衍;通过流域整体治理,修复水生态系统,提升生物栖息环境质量。在空间打通与系统修复的共同作用下,生态系统的内在循环逐步恢复。

  从“点上突破”到“面上推进”,当保护不再局限于某一物种或局部区域,而是转向整个生态系统的稳定与健康。这意味着生物多样性保护正在从阶段性修复迈向长效治理,也就为人与自然关系的重塑奠定了基础。

  看不见的“守护者”

  如果说一体化保护提供了“骨架”,那么科技则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注入了“神经与血液”。在青藏高原,红外相机网络记录下雪豹活动轨迹;在长江流域,声学监测技术被用于追踪江豚分布;在森林与湿地,遥感卫星持续监测生态变化。这些技术的应用,使生物多样性保护逐渐摆脱对传统经验的依赖。

  在四川省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胡先生每天要处理上百张红外相机照片。“过去靠脚走,现在靠数据‘看山’。”他说。这些图像通过AI识别系统自动分类,大大提升了监测效率。雪豹、金丝猴、黑熊等物种的活动规律,被逐步描绘成清晰的数据曲线。


2026年4月2日,大连,在全国斑海豹保护宣传日来临之际,大连斑海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工作人员观测到的新生斑海豹幼崽

  科技的引入,让保护从“经验判断”走向“数据驱动”,从“事后补救”转向“事前预警”。在传统保护模式中,物种活动往往难以追踪,保护行动也多滞后于生态变化,而数字化技术恰好补上了这一关键短板。那些曾经隐匿于山林深处、水流之下的生命轨迹,正在被逐步看见、理解,并更精准地守护。

  通过构建生态数字模型,科研人员可以模拟气候变化、土地利用变化等因素对物种分布的影响。例如,在气温持续升高的情景下,某些高山物种可能被迫向更高海拔迁移,甚至面临“无处可去”的生存困境。而借助数据模型的精准预判,相关部门能够提前划定重点保护区域、优化栖息地连通性,为物种预留出足够的生存与迁徙空间,避免等到种群衰退后再开展被动补救。这也为原本的生态系统装上了“智慧预警系统”。

  据了解,目前中国正加快推进全国生物多样性监测网络建设,通过整合红外相机、遥感、声学监测、DNA检测等多源数据,搭建起统一的数据平台。从单点观测到全域联网,从零散数据到系统集成,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数字化底座正逐步夯实。可以预见,在不远的将来,这一科学体系不仅可以持续服务前沿研究,也为生态治理与保护决策提供了坚实支撑。

  制度护航巩固保护成果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深入推进,同样也离不开制度与法治的持续完善。如果说科技让生态变化“看得见”,那么制度建设则决定这些成果能否“稳得住”。

  近年来,从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的不断健全,到长江“十年禁渔”等重大举措落地实施,一系列制度安排正在为生态保护划定“硬约束”。与此同时,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全面推开,将关键生态功能区纳入严格管控范围,确保不被随意开发侵占。此外,不断加强的执法力度,同样改变着过去“重开发、轻保护”的惯性。随着非法捕猎、破坏栖息地等行为受到更严厉打击,生态违法成本显著提高。制度也从“纸面规则”渐渐转化为“现实约束”。

  
四川省广元市青川县,国际媒体人与保护区工作人员一起查看红外相机记录情况

  而这种变化,并非只停留在宏观层面,也在基层治理和公众参与中逐渐落地生根。

  在上海市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每到候鸟迁徙季,一支由志愿者组成的“护鸟队”都会准时出现。他们有的是附近居民,有的是专程赶来的自然爱好者,日复一日记录鸟类活动、协助巡护。“以前总觉得这是科研人员的事,和自己关系不大,”志愿者小陈说,“但慢慢发现,如果没有人去守,这些鸟可能就真的飞不回来了”。

  当制度约束、技术支撑与公众参与不断交织,一张更为稳固的保护网络正在形成。这也意味着,生物多样性保护不再依赖短期行动或局部突破,而是具备了持续运行的基础。

  从“消失”到“重现”,不仅是自然的回响,更是人类发展方式转型的注脚。未来,这场从被动抢救到系统治理的跃迁,仍将持续推进,并在更广阔的空间里,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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