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语

　　海峡涛声依旧，文化血脉长流。从春节的春联鞭炮到中秋的月饼团圆，从闽南歌谣到客家山歌，端午龙舟竞渡、清明祭祖扫墓，两岸习俗如镜像般呼应;清康熙年间迁台的闽粤民众将“敬天法祖”的家训一并带往彼岸，妈祖信仰跨越海峡串联千万信众，无数考古发现与族谱记载无声述说着两岸同源脉络……这些中华文明在宝岛生根的鲜活见证，烙印着共同的历史记忆与精神基因。

　　2026年，本刊特设“文化·同心”专栏，愿以文字为舟，载溯共同的文化根脉，记录两岸同胞携手传承的壮怀。诗人余光中笔下那“浅浅的海峡”，终将因文明之光化作通途，共绘民族团圆复兴的画卷。

　　2025年9—12月，一场名为《风雨十年 光耀千秋—宋庆龄珍藏孙中山文物珍品展》的专题展览，正在北京宋庆龄同志故居主楼内静静展开。展览以“精诚无间”“笃爱有缘”“痛失伴侣”“继承遗志”“事业传承”五个单元，系统呈现了孙中山与宋庆龄为拯救中国、振兴中华而不息奋斗的壮阔历程。在这些穿越百年的文物中，我们不仅看到一对革命伴侣的深情厚谊，更触摸到一种深沉而坚韧的民族精神—那正是孙中山晚年“民族主义”演讲中所竭力唤醒、阐释并寄托于未来的理想之光。

　　1924年1月27日，孙中山先生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大礼堂开讲民族主义。发表演讲之际，他已罹患严重肝疾，同时筹组召开国民党一大，但百忙之中他仍然坚持演讲了数万字的民族主义，实有特别意蕴，旨在澄清国民党内的思想混乱，系统阐释其真实主张，或可谓其另一政治遗嘱，亦不为过。

2024年7月20日，广东省广州市，广州中山纪念堂

　　阐发“国族主义” 反对国家分裂

　　在这场关于民族主义的系列演讲中，孙中山先生开宗明义地指出，“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而“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这一论断并非简单的概念转换，而是基于其对中国社会结构的深刻洞察与对国家前途的深远考量。他认为，传统中国社会注重“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但缺乏现代意义上的、将全体国民凝聚为一体的“国族主义”意识。因此，他致力于构建一个超越家族、宗族乃至单一民族界限的“中华民族”国族认同，以此作为救国与建国的基础。

　　孙中山先生通过中西对比阐释了他的观点。他指出，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共同体，其形成更多地依赖于文化、历史和“王道”(即合乎自然与道德的政治理念)的融合力量，这种“自然力”塑造了一个稳固的“民族”(国族)团体。相比之下，他认为许多欧洲国家是凭借“武力”结合多个民族而形成的政治“国家”。他强调“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在中国是适当的”，其深意在于倡导将中国境内各民族整合为一个休戚与共、利益一致的“国族”—中华民族，从而为建立一个统一、强大的现代国家奠定精神根基。

　　这一思想的提出具有鲜明的时代针对性和现实政治意义。20世纪初，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民族自决”思潮在全球范围内兴起，对中国思想界和政局产生了复杂影响。国际上，不同力量对“民族自决”的解释和运用各有其政治目的。在国内，如何理解这一原则，关乎国家的统一与领土的完整。当时确有某些外部势力和内部思潮，试图将“民族自决”解释为国内各个民族可以脱离中国而独立，这无疑对国家统一构成了潜在威胁。

　　孙中山先生敏锐地意识到这一风险。他提出“国族主义”，正是为了回应和澄清在民族问题上的认识分歧，反对任何可能导致国家分裂的解读。其核心逻辑在于：中国的“民族自决”，应是作为整体国族的“中华民族”反抗外来帝国主义压迫、争取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的自决，而不是国内任何一个民族脱离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自决。在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尽管宣言中提到“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但紧随着关键的前提和目标限定：“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这最终指向的是在驱除外侮、实现革命胜利后，共同建立一个“自由统一”的新中国，而非分裂。孙中山先生强调“国族主义”，正是为了强化这一“统一”的终极目标，确保国家的完整不被破坏。

　　因此，孙中山先生所阐发的“民族主义即国族主义”思想，其深邃内涵在于：它旨在培养全体国民共同的国族认同，凝聚全民族的力量以抵御外侵并完成内部重建，其根本立场是维护和巩固国家的统一。在中华民族面临存亡危机的时代，这一思想为反对国家分裂、捍卫领土完整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强调了民族团结对于国家生存与复兴的极端重要性。这一历史遗产提醒我们，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始终是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所在，它从多个维度为当今破解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提供了丰厚的思想滋养与实践指南。

　　恪守民族主义 应对世界主义

　　演讲中，孙中山先生还指出，近代中国面临深重的民族危机，其根源不仅在于国力衰弱，也在于民族精神的沉沦。他认为，当时中国的民族主义未能充分发展，有两大历史原因：一是长期遭受外来压迫，导致民族自信与自觉受到削弱;二是传统天下观和“以王道治天下”的思想虽具理想色彩，但在近代列强环伺的现实下，未能及时转化为现代民族国家生存竞争所需的凝聚力与团结意识。

　　在分析外部思潮影响时，孙中山先生特别警惕一种由强国主导的世界主义话语。他观察到，一些西方国家在实现自身强大之后，便倡导所谓“世界主义”，主张超越民族界限、取消国家主权，鼓吹“全人类一体”。然而，在他看来，这种理论若脱离平等前提，则极易为强权政治所利用。他强调：“世界上的国家，拿帝国主义把人征服了，要保全他的特殊地位做全世界的主人翁，便提倡世界主义，要全世界服从。”这实质上是以“普遍主义”之名，行控制他国之实，不过是霸权扩张的意识形态工具而已。

　　因此，孙中山先生强调，对于尚处于半殖民地地位、主权不完整的中国而言，首要任务不是空谈超越民族的“大同”，而是先建立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恢复民族的地位。唯有先树立民族自决、自立、自强的精神，才能真正平等地参与世界事务。

　　同时，他也并未否定世界主义的理想价值。他明确表示：“理论上讲，这个主义不能说不好。”但他坚持认为，真正的世界主义必须以各民族平等为基础。弱小民族必须首先捍卫自身的生存权与发展权，反对任何形式的强权压迫。他提出，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并非截然对立，“世界主义实藏在民族主义之内”，即真正的国际主义精神，应建立在各民族独立、平等、繁荣的基础之上。

　　由此，孙中山先生构建了一种辩证的思考：民族主义不是排外，而是自立的前提;自立之后，方能真正走向公平的融合。他主张将中国传统的“王道”理念—即以德服人、协和万邦的思想—与现代民族平等原则相结合，用和平正义的方式推动国际秩序变革。在他看来，中华民族复兴的意义，并非谋求新的霸权，而是终结强权逻辑，最终实现各民族平等携手的大同理想。

　　这一思想至今仍具启示意义：在全球化时代，我们既要反对狭隘排外的民族情绪，更要警惕以“普世”为名、行霸权之实的单边主义。真正的国际主义与人类共同发展，应建立在尊重各国主权、文明多样性和平等对话的基础之上。

　　恢复民族精神 弘扬东方文化

　　孙中山发表民族主义演讲之际，正值国内“东西文化论战”最烈之时。这场论战的核心问题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与近世西方文化孰优孰劣，以及中国向何处去。东方文化派强调中国“伦理本位”的文明，远胜西方“物本主义”文明。西化派认为东方文化已属古代文化，早已不合时宜，实际倾向于全盘西化。孙中山民族主义演讲既受激于新文化运动，也是对东西文化论战的回应，构成了他探寻中国复兴道路的重要思想基石。

　　在演讲中，孙中山先生并未简单地褒贬中西。他首先肯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价值与悠久历史。他指出，奠基于“自然力”与“王道”的中华文明，曾长期引领世界。所谓“王道”，蕴含的是以德服人、讲信修睦、协和万邦的文化理想与政治伦理，这与近代西方列强凭借“武力”与“霸道”进行殖民扩张的模式形成鲜明对比。孙中山认为，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根基。

　　然而，面对近代中国积贫积弱、沦为“次殖民地”的残酷现实，孙中山先生绝非文化守成者。他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必须向西方学习，但学习必须有选择、有主体性。他明确提出：“我们现在要学欧洲，是要学中国没有的东西。中国没有的东西是科学，不是政治哲学。至于讲到政治哲学的真谛，欧洲人还要求之于中国。”这一论断清晰地划定了学习的边界：在科学技术、工业化等物质文明层面，应虚心师法西方，以图自强;但在治国理政的智慧、伦理道德的建设等精神文明层面，中华文化蕴藏着宝贵的资源，不仅不应抛弃，甚至可对世界有所贡献。这体现了一种“取长补短，中西融合”的理性态度。

　　孙中山先生将其文化观与他的政治理想紧密结合。他所倡导的三民主义，特别是其中融合了中国传统“大同”思想与对近代社会问题思考的民生主义，旨在探索一条超越西方资本主义弊端、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

　　如今，站在历史节点回望，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思潮激荡交织的当下，如何守护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保持文化主体性，如何在开放包容中坚定道路自信，依然是我们必须回答的时代课题。孙中山先生当年所倡导的“民族主义即国族主义”、反对分裂、维护统一的思想，其所强调的民族精神复兴与文化自觉，依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孙中山先生的深刻思考提醒我们，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着文化的复兴与精神的独立。在迈向现代化的征程中，我们既要脚踏实地学习先进技术与管理，更要仰望星空，从深厚的文化传统中汲取力量，以自信、从容、开放的姿态，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文章引用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孙中山研究所、近代中国研究中心教授敖光旭部分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