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3月，英国《金融时报》记者威廉·兰利（William Langley）在一篇题为《中国称已消除贫困，真的做到了吗？》（China said it ended poverty. Did it?）的报道中，再次抛出熟悉的质疑论调。文章试图通过聚焦一位贵州侗族老妇的简朴生活，暗示中国“消除绝对贫困”的胜利不过是统计游戏。 

　　然而，当我们的记者走进黔东南的群山腹地，看到的却是另一幅截然不同的图景。 

　　在全国最后一批脱贫的从江县银新社区，曾经深居大山的贫困户陈艳梅，坐在自家敞亮的客厅里，编织着手工艺品。社区里的“雀亦就业车间”工作时间灵活，手工活儿还能带回家做，每月工资3000元左右。丈夫在广东惠州务工，月入5000元。这与他们从前“山高路远，出门难，孩子上学要翻两座山”的日子，已是天壤之别。而眼前这套100多平米的新楼房，也是国家免费提供的。 

　　曾经深居黔东南大山里的贫困户陈艳梅，2019年易地搬迁到从江县银新社区。图为2026年5月8日，她在家中接受本刊美国籍记者黄浩（Zachary G. Lundquist）采访。 

　　贵州广播电视台资深记者白云的一句话，道出了这个巨变的分量：“易地搬迁，搬离大山，这真的叫人间奇迹。”从“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到“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中国用八年时间（2012年底到2020年底），完成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这不仅是一本经济账，更是一场关于生存权与发展权的深刻革命。 

　　多年深入贵州山区采访，最让白云难忘的瞬间之一就是2019年在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惠水县采访时，看到易地搬迁过来的老百姓家里挂着习近平总书记和毛主席的画像。“这些完全是群众自发的，因为国家的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真是彻底改变了这些曾经深居大山里的贫困户的命运。他们是发自内心地感恩。” 白云对《今日中国》记者说。 

　　系统性帮扶，岂是仅仅“一搬了之” 

　　搬出了大山，能不能在城里扎下根？村寨里，那些脱了贫的农户，是否有了持续增收的渠道？这是西方媒体质疑的焦点，也是中国脱贫攻坚必须回答的问题。 

　　在最后一批脱贫摘帽的榕江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李永清用最朴实的语言，道出了当地促就业、稳增收的组合拳。“每年春节后，我们统一组织有劳动力的建档立卡户去佛山、成都等对口帮扶城市务工，让外出打工不再‘单打独斗’。对于要在家照顾老人、小孩的，我们就设保洁员、护河员、护林员等公益岗，让他们在家门口也能挣到钱。”他特别提到，从2021年初到2025年底，这五年过渡期内每户脱贫户每年可获得不超过2万元的产业补助资金，“你想养猪、养鸡，还是搞种植业，这笔钱直接给到户，解决了想干事却没本钱的难题。” 

　　针对一些少数民族村寨和社区，榕江还探索出另一条路子：由企业接订单，组织擅长刺绣、蜡染的妇女在家制作产品，按件计酬。吴松桃就是受益者之一。几年前，她还生活在寨蒿镇票寨村的深山之中，后来通过易地扶贫搬迁到榕江县城。随着“村超”火爆出圈，她从小熟悉的侗族刺绣、蜡染手艺，一下子成了奇货可居的宝贵技艺。她所在的特和社区配套建设了“非遗中心”手工坊，在这里，她制作的民族服装、融入村超元素的玩偶和T恤，在赛场边的非遗摊位广受欢迎。2023年“村超”总决赛当天，她仅靠手工艺品销售就收入8000多元。如今，在她的带动下，社区已有近50名妇女加入手工坊，一起用指尖传承技艺，也拓宽了增收之路。  

　　吴松桃在榕江县特和社区“非遗中心”手工坊和姐妹们一起做手工产品。 

　　相邻的从江县在促就业、稳增收方面也探索出了自己的独特办法。依托“社区便民服务点+村级就业信息员”队伍，从江县精准采集劳动力信息与就业意愿，再通过零工驿站、驻村工作队、驻外联络站等力量，提供精准的就业服务和培训。一系列补贴政策实实在在：跨省务工且稳定就业3个月以上的脱贫人口，每人可获一次性交通补贴500元；离校2年内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人员、农民工、退役军人创办小微企业且经营1年以上，一次性补贴5000元。“从江还着力打造‘瑶浴康养师’‘从江建筑技工’‘从江百香果技工’等州级劳务品牌，以及‘侗族歌师’‘乡村艺术工匠’等县级品牌，让劳动力有了更强的议价能力。”从江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潘世华对《今日中国》记者说。 

　　欧阳办一家的故事，是这套系统性帮扶的生动注脚。这个曾经深居壮族山村的7口之家，搬迁之前一年纯收入不到一万元。2019年，他成为易地搬迁的受益者，免费搬进了从江县配套齐全安置小区120平米的单元房。如今，他靠种植百香果当上了小微企业主，年收入跃升至二三十万元。“从一年几千块，到现在二三十万。生活改变非常大。孩子上学方便了，老人看病也方便了。”他脸上洋溢的笑容，是如今幸福生活最真实的诠释。 

　　这些曾经的贫困户的命运转折，映照出中国脱贫攻坚的核心逻辑：一条“挪穷窝、换穷业、拔穷根”的系统工程之路。“十三五”期间，中国累计投入约6000亿元，将960多万建档立卡贫困群众搬离不适宜生存的地区，安置区内配套新建改扩建中小学及幼儿园6100多所、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2万多所。 

　　在国家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从江，最近五年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11万元增长至1.63万元，年均增速8.1%。 

　　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从江县银新社区。 

　　然而，真正让日常治理长出“触角”的，是覆盖每一个村寨的网格化管理。李永清介绍，防返贫监测体系依托大数据管理，医疗、教育等部门系统实现数据联动，“假如某户人家的病人自付费用导致刚性支出超过收入，系统会自动预警并推送至乡、县两级”。在村里，每30多户就配备一个网格员，每5天更新一次数据。这套“四级网格、五级书记抓”的制度，将返贫的风险降到了最低。 

　　在扶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实践中，当地干群关系进一步水乳交融，涌现出了很多温暖感人的瞬间。去年榕江发生了特大水灾。“洪水来临时，干部还没来得及说更多话，老百姓就自发组织起来去清淤、排水。还自发义务给抗灾人员做盒饭。” 榕江县委常委、县委办公室主任李宏昌对本刊记者说。 

　　在那段停水停电、与外界隔绝的日子里，这种干部群众共同抗灾的场景，成为了榕江最坚固的堤坝。许多外地游客和救援队员目睹此景，无不为之动容：“这里的老百姓不是在等待救援，而是在主动参与救灾。这种凝聚力，真的让人感动。” 

　　这一幕并非凭空而来。它是八年脱贫攻坚战中，无数干部下沉一线、与群众结下的深厚情谊在危难时刻的自然流露。正是因为平日里“把群众的事当家事”，才有了危难时“把干部当亲人”的生死相依。 

　　特色产业奏响乡村振兴强音 

　　如果说易地搬迁和网格化监测为曾经的贫困家庭托住了“底”，那么真正让一个个家庭从“脱贫”走向“致富”的，是各地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中逐步形成的特色产业集群。其中，榕江“村超”的火爆出圈与从江瑶浴的深耕厚植，成为当地乡村振兴两块最亮眼的“金字招牌”。 

　　5月4日，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村超”球场，身着盛装的拉拉队在为本村球队加油鼓劲。新华社发（杨成利 摄） 

　　走进榕江，“村超”的效应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在这里，“村超”正在从一个群众自发的足球赛事，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主引擎和乡村振兴的“超级发动机”。 自从 2023 年 5 月 13 日“村超”火爆出圈以来，榕江县旅游人次已经累计超过 2700万。旅游综合收入超过310 亿元。 

　　此外，“村超”赛事举办以来，全县新设立市场经营主体超9000家。与此同时，住宿床位从“村超”前的不足6000张增长至1.2万余张，餐饮营收达14.59亿元，住宿营收达1.78亿元，农产品销售额达7.43亿元。 

　　榕江县大利侗寨。寨内保留大量始建于明清时期的侗族特色建筑。 

　　但这不仅仅是经济账，更是一本民生账。如今，榕江县搬迁劳动力就业率达96.6%。一家又一家民宿开了起来——大利侗寨党支部书记杨波介绍：“我们村原来只有七八家民宿，现在已经有58家。”由于村超涌入的游客让大利侗寨的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从脱贫时不到万元增长至2025年的16800元，村集体资产更是从十多万猛增到二百多万元。  

　　真正将一个赛事变成产业的，是榕江人的主动变革。他们提出了“三步走”战略——从“贵州人自己玩”，到“邀请全国人民一起玩”，再到“邀请世界人民一起玩”。如今，“村超”参赛球队已从2023年初创时的20支扩容至2026年的137支。2024至2025年，“村超”已吸引全国1750支球队参加，64个国家的境外球队和1760余名海外球员前来交流。与此同时，榕江布局的“班超”校园足球体系和“逐梦”精英培养计划正在同步推进：在38.5万人口的榕江县，近4万名学生参与踢球，而“村超”爆火前这个数字仅有数百人。 

　　“苗妹兰兰”刘琴兰夫妇在工坊与画娘们在一起研究产品图案。 

　　“村超”更孵化了一批返乡创业者。“苗妹兰兰”刘琴兰便是代表之一。这个曾在贵阳做幼师的“95后”女孩，嗅到非遗产品的巨大市场潜力后回乡创业，以蜡染技艺为核心，在村寨建立工坊，在县城开店，带动了100多位画娘在家门口就业，年收入达到上百万元。 

　　如果说榕江“村超”点燃了一团火焰，那么从江瑶浴则用一锅瑶族古方熬出了乡村振兴的“醇香”。这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瑶族先民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结晶，如今正释放出巨大的经济潜能。2025年，从江县瑶浴药材种植面积达8.2万亩，注册生产企业47家，瑶浴工业产值突破1.5亿元，瑶浴带动的一、二、三产综合产值超15亿元。同年，从江入选中国康养百强县。 

　　位于从江县的贵州盛世泰合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人们正忙着生产瑶浴相关产品。 

　　瑶浴产业的背后，是一套完整的“链式”闭环：种植端推行药材标准化种植，建成5万亩瑶药基地；加工端由龙头企业带动，从传统药包开发出洗发水、精油、免熬煮浴液等多品类产品；康养端，上百家乡村体验店、超过3000个就业岗位遍布村寨。更令人期待的是，从江县已锚定百亿产业集群目标，瞄准“出圈、出山、出海”的发展定位，力争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亿元，打造“中国瑶浴康养发源地”。  

　　从翻山越岭到校车到家：教育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如果说易地扶贫搬迁解决的是“家在哪儿”，那么教育决定的是“未来在哪儿”。 

　　青年企业家、贵州研酸堂品牌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莫旋对小时候在家乡独山县村寨上学“翻山越岭”的记忆依然深刻。“每天上学要走几个小时，很多人只吃两顿饭。”他感慨道：“2019年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们寨子都还没有大学生；但最近几年，变化太快了。现在，仅我们附近几个村寨就出了近百个大学生。” 

　　当中国外文局西欧与非洲传播中心（《今日中国》杂志社）的记者们走进从江县城关第四小学时，孩子们围过来跟记者交流，并自发唱起《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这些变化的背后，是一场静水深流的教育变革——中国在过去五年中，持续推进“撤点并校”。2017至2018年，莫旋回到家乡支教时仍需陪学生步行山路；到了2019年，按照“因地制宜、就近入学、适度集中”的原则，全省对低龄化、偏远化的教学点进行了合理撤并和整合，将学生集中到设施更完善、师资更强的新建寄宿制学校。从此，校车直接开到家门口接孩子。学校不仅免除住宿费，还提供营养餐补贴。“一个星期回一次家，”莫旋的语气里带着几分释然，“孩子们再也不需要把一天的大量体力消耗在那些山路上。”  

　　从“搬出大山”到“坐进课堂”，解决了“能上学”的问题；而“吃”上的变化，则让“能上学”真正转变为“上好学”。贵州省明确规定营养餐标准——每天至少一个鸡蛋、一两肉、一份水果，每周至少三次牛奶。这“四个一”已在全省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全面落实。从“吃饱”到“吃好”再到“吃营养”，孩子们的体质大幅改善。而这些措施也让辍学率断崖式下降，教育公平的门槛被实实在在地拉平了。 

　　搬迁后的孩子，无疑是这场巨变中最直接的受益者。回望这一过程，青年企业家莫旋用一句话精准地概括了教育扶贫的重要性：“比起宏观的经济指标，我们寨子里出的几十个大学生，是最直观的成就。它改变的不仅是个人命运，更是整个民族的未来与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