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5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遗产公约》以来，已经走过了四十余年的光辉历程。这四十余年里，中国在世界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上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不仅为世界遗产宝库增添了无数瑰宝，更在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和实践上产生了深刻变革。中国文物学会世界遗产研究会主任委员，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前副主席（2005-2014）郭旃先生，亲历并见证了这一过程，为之付出了辛勤的努力。 

　　本文将通过郭旃先生的视角，梳理中国加入世界遗产组织四十年来的历史脉络，深入探讨遗产保护对于传承人类文明、促进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的重要意义。 

拓展项目申遗资料

　　记者：2025年是中国加入世界遗产组织40周年，您能为我们介绍一下中国加入世界遗产组织的背景吗？ 

　　郭旃：中国是1985年加入《世界遗产公约》的。这个公约是1972年制定的，1978年产生了第一批世界遗产名单。当时我们国家还没有条件加入，因为经历了十年动乱，与国际社会相对隔离。改革开放后，中国最早加入的国际公约之一就是世界遗产公约。积极组织和操办加入《公约》这一过程的是中国教科文全委会。民间倡议和促进这一举措的有一批前辈学者，最早是北大历史地理学教授侯仁之先生。他到美国了解到这个公约后，认为中国作为幅员辽阔、历史悠久的大国，如果不加入，将是极大的遗憾。回国后，他和另外3位全国政协委员一起写了政协提案，呼吁尽快加入《公约》。1985年，我们签署了公约，1987年成功申报了第一批世界遗产，包括北京故宫、周口店猿人遗址、秦始皇兵马俑、敦煌莫高窟、长城和泰山。 

　　记者：世界遗产对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 

　　郭旃：世界遗产是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杰出代表，是人类文明进程和地球演变的见证。世界遗产公约的设立，旨在通过国际合作，保护那些无论身处何地，但对全人类、全球有普遍重要性，且因各种原因不能有效保护的无论身处何地的遗产。中国加入公约后，融入了人类共识的现代科学保护体系，进一步促进了自身传统的遗产保护理念和实践，带动了社会文明和包括旅游业在内的全面的经济发展，在方方面面都发挥了独特的积极效应。在世界范围，世界遗产的多寡，无形中成为一个国家或族群在历史上对人类文明贡献的象征。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无论是什么文化背景和制度，大家都热衷于申遗，因为它已被看成一个民族的历史成就和当代文明水准的表征。  

　　记者：中国在遗产保护方面经历了哪些重要阶段？ 

　　郭旃：1987年，我们第一次申报世界遗产时，经验不足，报了7处，成功了6处。有一处因为保护管理问题还没解决，当时没被接受。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逐渐积累了经验，申报的遗产数量和质量都有了显著提升。在保护理念上，我们也经历了很多挑战。比如，梁思成先生提出的“整旧如旧”理念，如何与国际通行的“最少干预”原则沟通，进一步明确对文化遗产的保存和保护要尽可能保留遗产的真实性。  

郭旃和ICOMOS的世界遗产协调员亨利·克利尔博士 Dr.Henry Cleere的合影。当年就是亨利·克利尔博士在泰国1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上为布达拉宫做的推荐报告

　　记者：您能举个例子说明“最少干预”原则吗？ 

　　郭旃：比如一座宫殿的屋顶，如果漏雨了，我们只需要更换几块瓦，而不是把整个屋顶都拆了重做。梁思成先生曾提出“整旧如旧”，被大家衍化为“修旧如旧”。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修文物不是传统意义上只为加固好用而进行的房屋修缮，而要尽可能地保存历史的原物、原状。  

　　记者：您能谈谈世界遗产的评选标准吗？ 

　　郭旃：：当代遗产保护理论体系主要源于欧洲，有几百年的沿革，不断发展、演进。“遗产”中最常见的一个概念--英文的“Monument”，就是“纪念碑”的意思，我和国际同行经常聊起来这个话题：“‘Monument’在你们的语境里是什么？”他们说“就是为了纪念”，记载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某场重大战役或某个英雄人物。后来演变为建筑、街道、城镇，它们以实物的形式向我们描述了一段历史，记载了一段历史，那么它就是“具有纪念碑意义”的历史性的建筑，这体现遗产概念的发展脉络。 

　　遗产的概念，经历了从纪念碑概念发展到纪念碑性质的遗产的认知。遗产并不神秘，应该让所有大家都能听得懂，而不是只有专家才能懂的事情；它是历史的实物见证，这些见证不仅对本民族有意义，对全人类文明也有见证和借鉴意义。 

　　评价世界遗产有6条标准，通常翻译为“价值标准”，但这些价值并不是可量化的商业价值，而是因其整体性和特异性而具有特定意义的历史性存在，是对其突出普遍意义的评判标准。第一条标准是“人类天才的创造”，比如埃及的金字塔，它的建造在当时的条件下几乎是不可思议的。第二条标准是“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多元文化的相互补充对人类文明进程有重要意义。第三条标准是“历史的见证”，比如青藏高原的藏族文化，它记录了人类在恶劣环境下的生存和创造力。第四条标准是“典范”，比如哥特式建筑中的典范，代表了某一历史阶段最具代表性的人类创造。第五条标准是“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比如人对土地的利用，不同文化背景下产生的独特传统。第六条标准与特定的历史事件、文学创作、信仰传统等直接相关，虽然现在一般不可以再单独使用这条标准，但仍有特定的应用可能。 

罗布林卡新宫内景

　　记者：布达拉宫的申遗是中国遗产保护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您能详细讲讲这个过程吗？ 

　　郭旃：1993年，我们积极推动第二批文化遗产的申报工作。在此过程中，我们深刻意识到藏文化分布的广泛性，以及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组成部分的藏文化与内地中原文化之间密切的交流与融合。这种独特的文化交融所孕育的遗产，如果能够得到全世界的公认与保护，将极大地加深外界对中华民族大家庭多元一体文化形成的认识，同时也为世界遗产保护领域带来一份独特的财富和启发。 

　　在布达拉宫申遗的过程中，我们曾经面对国际上因缺乏了解和沟通而形成的一些偏见。当时，布达拉宫正在进行第一次大规模维修，境外有一些声音对我们的修复工作提出了质疑，认为我们没有尊重藏族的传统建筑风格。但实际上，我们在维修过程中首先严格确立了“真实性”和“最少干预”的原则，必要的维修加固工程在实施过程中完全按照藏族传统工艺进行修复，聘用的工匠全部来自当地，使用的材料也都是传统材料。这种做法不仅体现了对藏族文化的深深尊重，也完全符合国际遗产保护的标准与要求。 

　　到了审核阶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的咨询机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派来了两位非常专业的考察专家，对布达拉宫进行了全面而严格的实地考察。考察结束后，他们感慨万分地表示：“我坦率的跟中国的朋友们讲，我来之前带了一脑门子的问题，但看了你们布达拉宫维修现场和全部情况后，我要由衷地说你们做得很好。我们回去后会负责任地向国际社会作出汇报。我们两个人没有权利签署布达拉宫是否可以列为世界遗产的文件；如果有这个权利，我们真想现在就签署它。”这番话令人深受感动，也充分证明了我们的修复工作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1994年，布达拉宫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一成就不仅是对布达拉宫建筑历史见证价值和艺术价值的认可，也是对中国文物保护工作成效的肯定。同时，它也以事实为依据，有力澄清了外界的诸多不实之辞，也让一些谣传不攻自破。

　　记者：布达拉宫申遗成功后，大昭寺和罗布林卡被列为扩展项目，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郭旃：是的。布达拉宫申遗成功后，我们意识到西藏地区还有许多类似的遗产亟待保护。布达拉宫、大昭寺和罗布林卡共同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文化整体，它们记录了中央政权与地方政权的密切关系、中华文化的相互交流与融合，也展现了西藏的区域历史文化特色。 

　　当年，布达拉宫曾是达赖喇嘛掌管宗教事务的僧官居所，大昭寺是宗教圣地，其周边的老城区则是处理俗务的官僚衙门所在地。由于布达拉宫保暖性能强，它成为了达赖喇嘛冬季的住所—冬宫。而到了18世纪，七世达赖在罗布林卡建造了一座园林，用于夏季避暑，这里因此被称为“夏宫”。在罗布林卡内，至今还保留着中央政府为14世达赖修建的新宫。 

　　从1994年到2000年，经过一个不断酝酿和成熟的过程，大昭寺成功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随后，在2001年，罗布林卡也成功申遗。至此，布达拉宫建筑群的整体申遗工作圆满完成，这不仅扩大了保护的范围，也使我们的保护主题更加完整。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布达拉宫及其周边环境的保护，我们后来还调整了保护范围，将周边的药王山和磨盘山上的关帝庙（当地称为格萨尔瓦拉康）也纳入了保护体系之中。可以说，布达拉宫的整个申遗过程，不仅以这组珍贵的文化遗产丰富了世界遗产宝库，还通过合乎国际标准的规则，在国际共识的语境中成功保护了这些宝贵遗产，同时也促进了民族团结和国际认同。 

2001年，罗布林卡作为布达拉宫建筑群扩展项目也成功申遗

　　记者：见证中国加入世界遗产组织40年发展历程，您对中国遗产保护现状有什么评价和期待？ 

　　郭旃：遗产保护对一个民族的地位和荣耀至关重要，它不仅是对当地民众自豪感和自信心的激励，更是对人类文明进程的一种尊重与传承。世界遗产的引入，让我们对遗产保护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和思考。 

　　我们强调在遗产保护中，为了尽可能保存和传续真实性、完整性，应尽可能少干预，只做必要的修复工作。遗产保护不仅仅是技术问题，更是一种哲学思考，需要我们深入理解遗产的历史属性和文化意义，制定出科学合理的保护方案。 

　　未来，中国需要在保护理念、技术手段和国际合作方面继续努力，不断提升遗产保护工作的水平和质量。我们要继续深化对遗产保护的理解，推动更多符合国际标准的保护实践，确保世界遗产得到更好的保护和传承；也为世界贡献出中国智慧和经验。 

　　遗产保护是对历史的认知和记忆，是对人类文明的传承、延续和弘扬。我们有责任将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真实、完整地传递给后代，让他们也能感受到祖先的智慧和创造力。希望中国的遗产保护工作能够持续进步，为全人类的文化传承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